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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于袁枚之偏见
2012年05月07日 16:11:12  中国柯桥网 [  ][打印

□那秋生

鲁迅在《中国文坛的悲观》一文中说:“其实是作文‘藏之名山’的时代一去,而有一个‘坛’,便不免有斗争,甚而至于谩骂,诬陷的。明末太远,不必提了;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,李莼客和赵撝叔,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。”这虽然已是历史的悬案,但一直为后人所感兴趣。
史称:“浙东贵专家(重史),浙西尚博雅(重文)。”绍兴人章学诚与杭州人袁枚就是秉承了这个传统的,他们的学术分歧似乎是天生的一样。
章学诚在其《文史通义》中的《妇学篇》、《妇学篇书后》、《诗话》、《书坊刻诗话后》、《论文辨伪》等篇,大肆攻击袁枚,归纳起来,约有三点:一、骂袁枚是倾邪小人,一丁不识,一字不通之无知妄人;二、说《随园诗话》收取太滥,淫词邪说,蛊惑士女,为名教之罪人;三、好为人作碑志,其中多有虚妄之言,比如越人童钰之事。这些指责,其实都是章学诚对袁枚的误解。
我们先说童钰,其号二树山人,为“越中七子”之一,著有《二树山人集》、《香雪斋余稿》。关于童钰的身世,生生死死颇具传奇色彩。他少废举业,不愿仕进,鄙弃功名,终生布衣,性情落拓,不为家计,却喜购秦瓦汉布及古铜印章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绍兴才子,精篆刻,通经史,好古文,工诗词,名播远近。
章学诚《题随园诗话》之十曰:“二树高名老布衣,生平和易不规随,忽称少可多热电厂斥,独许随园事太奇!”第十一曰:“冰雪蝇垢不相宜,儒局名声共一时。绝口无言三十载,如何绝笔画梅诗?”下注云:“《诗话》谓二树临终,恨不见随园,画梅赠之,题诗未终,落笔而逝”。又在《书坊刻诗话》说:“童君为吾乡高士……视此等人若粪然,虽使匍匐纳交於童君,童君亦必必宛转避之……以情理推之……亦万无此事也。”
袁枚与童钰的“神交”,即所谓“不识面之交”,实由来已久,成为诗界之美谈。袁枚的《小仓山房诗集》中就有《题童二树画梅》诗曰:“童先生,居若耶,一只小艇划春绿,一枝仙笔画梅花。画成梅花不我贻,远寄瑶华索我诗。我未见画难咏画,高山流水空相思。吾家难弟香亭至,口说先生真奇士。孤冷人同梅树清,芬芳人得梅花气。似此清才世寡双,自然落笔生风霜。杜陵既是诗中圣,王冕合号梅花王。愧我孤山久未到,朝朝种梅被梅笑:如此千枝万枝花,不请先生一写照!”在袁枚的眼里,童钰真可谓难遇的天才,其诗画一体,往往是“神工鬼斧,愈出愈奇”。况且,他们又是一样鄙薄功名、气味相投的。
袁枚哭童二树诗:“苦累先生望眼枯,迟来十日渺黄壚。李邕识面心何切,范式全部堂梦已孤。留赠梅花扶病写,待商诗集满床铺。九原此日吟魂在,知我灵前一恸无?”若无真情实感,能写得出如此深沉激动人心的诗吗?《诗话补遗》卷六载:洞庭朱磵东入山见访,不值题壁云:“四壁琳琅少女辞,山阴应接颇如之,那堪更读童君画,绝笔梅花绝笔诗”。加注云:“童二树素未识面,画梅赠先生,题诗未竟而卒。先生题跋悬诸壁问。”可见朱磵东亲眼看见童二树画的梅花了。袁枚有题童二树画梅诗:“画成梅花不我贻,远寄瑶华索我诗”。袁枚还为童二树梅诗作序;为童二树写墓志铭。(均见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)总之,童钰与袁枚志同道合、心领神会,向往无拘无束的人性与自由自在的生活,作为诗人的袁枚,喜欢文学的夸张,但绝不会违背历史的事实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大批地招收女弟子,就是由袁枚开的先例。当时,作为一代诗坛盟主、论诗专主情性的袁枚,上自朝庭公卿,下至平民百姓,莫不推崇他的诗。《随园女弟子诗》的刊刻出版,不意然而然地触动了封建卫道士的脆弱神经,居然令他们寝食不安,恼怒万分。正统学者章学诚特为做了一篇《妇学》,把袁枚和他的女弟子们当做靶子,破口大骂:“近有无耻妄人,以风流自命,蛊惑士女”,“大江以南,名门大家闺阁,多为所诱。征刻诗稿,标榜声名,无复男女之嫌。”他还鄙夷不屑地说:“此等闺娃,妇学不修,岂有真才可取?”并由此惊呼:“人心世道,大可忧也!”
袁枚是清乾隆时代最大的诗人,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,他敢于冲决传统观念,立一家之言,显示出过人的胆识。《随园诗话》的传诵,不由于诗,而由于话,往往直凑章微,雋谐可喜,受到时人的拥护,不见论难,而只见他摧败论敌:“笔阵横扫千人军”。在当时,整个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;其他作风,其他主张,都为他的败鳞残甲。但后来却遭到颇多非议,这是同社会进入危难时期,统治者需要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,因而正统思想回潮,复古与“载道”言志诗学观念重新抬头。袁枚的性灵说遭到诋毁,是不足为怪的。
章学诚指责袁枚“无知”更是无稽之谈,其实,他们两人的言论往往是不谋而合。比如章学诚提出了著名的“六经皆史”的观点,袁枚之前就说过类似的话:“古有史而无经,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今之经,昔之史也。《诗》《易》者,先王所存之言;《礼》《乐》者,先王所存之法。其策皆史官掌之。”只不过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“学说”、一套“理论”,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,并使它作为特定的“思想”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。
又如关于著书立说,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谓:“古无类书,无志书,又无字彙,帮《三都》、《两京赋》言木则若干,言鸟则若干,必待搜辑群书,广采风士,然后成文。洛阳所以纸贵,自是家置一本,当类书群志读耳。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,使左思生於今日,必不作此种赋”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文理》篇谓:“古钩玄提要之书,果何物哉,盖不过寻章摘名,为撰文之资助耳。如左思十年而赋《三都》,门庭藩溷,皆著纸笔,得即书之。今观其赋,并无奇思妙想,动心骇魄;所谓得即书者,亦必标书志义,先掇古人菁英,而后足以借助驱遣尔。”
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,近代以来,被作为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家和进步思想家而倍受推崇的。但其自信太过,喜用我法,无怪李慈铭在《越缦堂读书记》中批评他:“识有余而学不足,才又远逊,故其长在别体裁,覈名实,空所依傍,自立家法;而其短则读书卤莽,糠秕古人,不能明是非,究正变,汎持一切高论,凭臆进退,矜已自封,好为立异,驾虚无实之言,动以道眇宗旨压人,而不知已陷於学究云雾之识”。
李慈铭的话切中肯綮。章学诚之攻击袁枚,固然出自卫道心切,头巾气盛,门户见深。谁知笑他人之未工,却忘了已事亦拙。《题随园诗话》之十二曰:“堂堂相国爷诸诚,好恶见裁流品清。何以称文又称正,随园诗话独无名?”这是骂袁枚恶于石菴事也。石菴的谥号为“文清”,而谥“文正”者,乃石菴之父尔纯也。章学诚误以子为父,实在是“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。
其实,章学诚于袁枚之偏见,还有深层的缘由。章学诚将天下文章分为著述之文和文人之文两种,并重视著述之文而轻文人之文。在《文史通义·答问》篇中,他说:“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。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,假文辞以达之而已。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,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,著述之文是也。锦工玉工未尝习礼,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,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,则人皆以为窃矣。文人之文是也。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讥著述之文辞,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札典也。”
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之所以“不可同日语”,就是因为著述之文是学有所得,具有别识心裁,不得已而发之于辞的,所谓“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”,则是如此。而文人之文则是那种胸中无真识精解,无不得已而发的人云亦云。自己作为一名史学家,章学诚确有“扬史抑文”的倾向,所以他对袁枚的偏见绝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我们坚持史学以“求真”为本,在指责袁枚的言论中,章学诚是否做到了自己提出的“能具史识者,必知史德。德者何?谓著书者之心术也。”如果是随意曲解事实,史德又在哪里呢?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:“倘在论文,最好是顾及全篇,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,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。这才较为克凿。要不然,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。”(《题未定草》)

 来源:  作者:  编辑: 吕鹏